1.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，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。建立责任政府，对于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，强化政府责任，使权力和责任挂钩；对于摆正政府的角色定位，甘为人民的公仆，切实对人民负责任；对于更好地塑造政府形象，增强政府的权威性，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我国公务员队伍是履行政府职能和开展公共行政管理的主体，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中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。他们责任意识的高低，直接影响到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进程。责任政府建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就是各级公务员能否充分意识到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人民，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，能否坚持“权为民所用，情为民所系，利为民所谋”。只有当广大公务员普遍树立起责任意识，现代责任政府的建设才会有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持续的动力。
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，近年来涌现出众多具有强烈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人物。
2.曹道云，中共党员，担任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期间，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和奉献精神，认真践行“以民为本、为民解困、为民服务”的民政工作主旨，努力做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感情的贴心人、呼声的代言人、权益的维护人，为群众办实事、做好事、解难事，破解了一道道工作的难题，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，带领的团队在民政系统开创了诸多“第一”：设立第一个经常性捐助接收点--曹杨街道“衣被银行”，成立上海第一家“慈善超市”，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第一家经常性捐助接收点和慈善超市，探索建立“就业与求助双向联动机制”等10项试点工作经验被民政部推广。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他“慈善局长”、“爱心局长”，他则说“我的人生价值在于多帮助人”。
普陀区曾是产业工人集聚地，下岗失业困难人员多、外来困难人员多、60岁以上困难老人多的“三多”现象在普陀区非常突出。其中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全区总人口的20%。
2004年，曹道云创新性地提出“政府指导推动、老龄社团运作、社会各方参与、家庭子女关爱、独居老人受益”的工作思路，以老龄社团为载体，全面实施纯老年人家庭“守望工程”。通过一封给独居老人的告知信，一张填有独居老人3位联系人的表格，一份印有应急求助24小时热线的爱心卡，一个随时可点击的独居老人数据库，10家设有义务门诊医院的生命绿色通道，以及全区与独居老人结成对子的志愿者，为独居老人编织起一张无微不至的关爱网。
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，曹道云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，在全区打造一个“10分钟养老服务圈”，即以区内25个养老机构为“圆心”，以10分钟路程为半径，通过养老机构人力、物力资源输出，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口托、送餐、助浴、陪聊等养老服务。2002年起，曹道云与福利院5位孤老结对。逢年过节，他都会送上红包；降温了，他又自掏腰包为老人购买保暖内衣。
曹道云和同事们还开展多次调研，完善“政府推动，民间运作，社会参与，百姓受益”的慈善事业思路。最早出现在曹杨街道的“衣被银行”，成为帮困平台和“爱心中转站”：市民可以在这里捐款捐物；困难群众也可以来领取衣被和生活必需品，暂解燃眉之急。在这种模式指导下，普陀区已建立18个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点、13家爱心慈善超市，受助群众达10万余人次。
民政局的工作，得到居民一致好评，在上海市民政系统五年一届的“孺子牛金奖”评选中，曹道云获得唯一金奖，他带领的团队也被评为“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”。曹道云说：“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。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，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”
3.陈家顺同志也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个楷模。陈家顺担任云南省沾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、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期间，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到浙江义乌等地务工。他心系农民工的切身利益，全力为农民工排忧解难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为了摸清农民工工作、吃住、工资待遇、劳动时间等情况，从2007年9月以来，陈家顺深人多家用工企业，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“卧底”打工，同时考察了义乌市及周边县市的678家各类企业，为农民工提供了180多家用工情况良好的企业信息。他还努力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，尤其对涉及到农民工利益的劳务纠纷，他总是挺身而出，据理力争，勇于维权。多年来，共为农民工调解各类纠纷780余起，挽回损失16万余元。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，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，多次协调企业垫付农民工车费、伙食费、医药费等共7万多元。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，使他赢得了广大服务对象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称赞，被誉为“卧底局长”、“民工局长”。
陈家顺同志2007年被评为曲靖市劳务产业先进工作者；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云岭楷模；2012年被曲靖市委授予“公务员楷模”荣誉称号，被云南省委授予“直接联系群众的好干部”荣誉称号。
4.但毋庸讳言，我们公务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失，群众观念和事业心不强。有些政府机关以及公务员，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，为群众办事漫不经心，“漠然置之”或相互推诿、相互扯皮、能拖就拖。“早早一去，满满的人，排了两小时的队，人家说隔壁收钱。”说这话的是徐州一位普通市民，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。而办事时遭遇相关部门“踢皮球”的现象，更是屡见不鲜。2012年2月29日，徐州市作风办发出首张“问责责任书”，被问责的是云龙区住建局，因在解决骆驼山康馨园居民反映的“地下室归属”等问题上“拖延懈怠、推诿塞责、处置不力”，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。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，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，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，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。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，机关大院里甚至有少数公务员“看热闹”--议论“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”、“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”等。不少群众的利益诉求，实际上并不复杂，一些拖上一两年的“难题”，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。哪里存在风险因素，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，有些基层政府机关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，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。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，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，必须有人出面解决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只要没有群众上访的压力，能拖就拖，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。有些基层公务员面对风险因素时，存在着回避矛盾、侥幸过关的心态，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，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。一些基层政府领导处理群众利益时，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时，便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。如某地修公路要拆迁，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。为了不耽误工期，基层政府部门领导采用“抓小辫子”的办法压服对方，派税务部门上门査账，威办说“只要查到偷税漏税，坚决依法判刑”；对农民“钉子户”，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，因为农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，政府于是勒令“一周之内拆除”。商户和农户不再讨价还价，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，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、违章建筑的事情了。用这“损招”快速平息社会矛盾，表面上事件解决了，实际上群众“口服心不服”，埋藏下不满情绪，损坏了党和政府形象。有的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，损害了政府公信力。曾经轰动一时的“华南虎照”事件已经有了官方结论，一位大山深处的农民主演的闹剧，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。从“华南虎照”事件的过程看，周正龙伪造虎照后，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看就写了勘察报告，而分管县长没有进行调査研究就签了字，陕西省林业厅相关机构和领导接到报告后不到现场勘验，不进行认真的专家鉴定，就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草率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，其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，可谓大矣。
5.近年来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，社会结构、社会组织形式、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，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，可能引发各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加。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。而其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的，如果处置不当、处置不公，矛盾冲突极易激化。
2008年7月19日，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。孟连县的橡胶产业是采用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模式发展起来的，也就是胶农负责种植，然后按照签订的销售协议，按协议价格把胶乳卖给橡胶公司。“勐马”和“公信”是孟连县最大的橡胶企业，经历了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企业、私营企业的两次改制，但改制并不彻底，留有产权不清晰、管理不规范、分配不合理的后遗症。2005年以来，橡胶价格大幅攀升，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2.5万元以上，但公司对胶乳收购价格不作调整，橡胶价格飞涨和农特税取消带来的利益被橡胶公司老板独享，引致胶农愤慨。胶农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，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，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，双方多次发生冲突。县乡党委、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，反复用警力介入。警察与当地胶农先后多次发生冲突，警察被打、警车被砸的群体性事件在所谓“7-19事件”前已累计发生过7起。
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，孟连县委、县政府认为，这些事件是农村黑恶势力作怪，请求普洱市调用警力进行打击。2008年3月，普洱市政法委领导专程到省政法委汇报，省政法委领导听了情况后说，要分清矛盾性质，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，调整利益纠纷，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。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到孟连调研后认为，当地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利益纠纷，再次重申对少数人采取强制措施可能引起群体事件的风险。
2008年6月14日，普洱市公安局又向省公安厅书面请示跨县调动400名警察到孟连，省政法委、公安厅明确否定了这一请求。然而，7月2日普洱市委常委会依然决定打击孟连农村黑恶势力，跨县调警之事不再向省里报告。11日，市公安局调动的警力向孟连集结。
2008年7月15日，孟连县政府发布治安整治通告，派出工作队，法院、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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